不过，《礼记》中人与人相和虽然甚多（包括表3中人伦类33次，政治类6次），但并未明确地提到人与人心相应。

乾隆年间本来是考证学盛行的时期，庄存与却公开举起旗帜，尊崇汉代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在学术风尚上批判烦琐考证学风空疏无用的严重弊病。

他论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一是立意于立，通过阐释孔子改制学说宣传变法的合法性、迫切性，两部书共同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基于上述两项，他有理由宣布说：《春秋》在儒家经典中有网罗众经的地位，代表了儒家学说的精华。魏源字默深，书斋号古微堂。孔氏自立的三科九旨是：《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

陈立此书虽以义疏名，然则疏解公羊学的义理实非其所长，他的兴趣乃在礼制训诂方面，仍然是舍其本而逐其末，故当代学者评价此书不足以称义疏，而应该称集解。康有为以自已紧扣时代脉搏的著作，把今文学推向高潮，并以经过改造的公羊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五伦互为对待者当互尽其伦理，矫正不平者使之均平。

根据大、中、小学的不同特点，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品德课程、政治理论课程，把传授知识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把个人成材同国家前途、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形成爱党爱国、关心集体、尊敬师长、勤奋好学、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的风气。这个出发点与梁启超等是一致的。故君子之德，其体无分于私公，其用则理一而分殊。是己身为世界之身，非家族所克私有之身也，又举罗念庵有言：‘吾人当将此身，放在天地间公共地步，‘公共之地，即西人所谓社会、国家也。

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并没有涉及公共道德。后来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

与陈弱水不同的是，他以台湾地区为主，强调要突出公德中的社会性公德;而我们以大陆为主，强调最重要的是加强私德中的个人基本道德，这不仅与我们对中国大陆道德生活史的判断有关，亦是我们的儒家文化立场所决定的。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第12节：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有进步的是，这个决议开始提出了职业道德建设，还提出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但这样概括公共生活的道德也是不准确的。在宪法多年毫不改变对国民道德的要求的同时，党的文件不断提出新的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被及时反映到宪法修正案中去。

以往对公德概念的运用是比较混淆的，虽然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为方便分析仍然可以运用这种笼统意义上的公德概念，但对严格的伦理学讨论来说，必须区分公共道德和公民道德。夫所仇者仅君主一人，乃引异国覆祖国，则又一国之公敌矣。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节中提到了公德是公民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表现，这既承认了公德与个人道德修养的关系，也无异于承认个人道德为社会公德提供了支撑，尤其是肯定了个人道德修养的观念，这是一个进步。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我们从建国以来的问题则是，政治性公德挤压了社会性公德，使社会公德始终很难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而政治公德和意识形态论题永远成为关注焦点。

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刘师培认为，过去的伦理教育不得其法，有行无知，知即是对伦理的起源与分类的知识性分析。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个分析方法与西方近代伦理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的分别一致。其《伦理教科书》分为两册，1906年出版，而其基本思想于1904年已形成。他又说： 夫私德者，公德之根也。夫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应偿之负，于私德必为罪矣，谓其害之将及于他人也;而逋群负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 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几何?而此无穷之债客，日夜蠹蚀之而瓜分之，有消耗，无增补，何可长也?然则其群必为逋负者所拽倒，与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结果，此理势之所必然矣。可见，徐特立的文章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很好地论证五爱作为国民之公德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很明显，新政权重视政治性公德，轻视个人的私德，主张道德是意识形态，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这些都已显示出此后几十年在道德和公德问题上的基本导向和偏向。

故私德之说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有用。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

但尊重社会公德的提法似不妥，难道其他几项都是要遵守，而社会公德不应当遵守吗?无论如何，这可以说是在法律形式上确定了五爱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五爱作为国民公德具有了法律认可的地位。……故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所以不能说涵盖了三方面的关系，而只能说涉及三个向度。五爱本属国民公德，但在这个文件中，却提出要使五爱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如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干部之间、家庭内部和人与人之间。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德育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夫岂必时时有警察以守护乎?而人民既有公德，则自爱公共之乐利，守公共之禁戒而不敢犯。特中国所行家族伦理，其弊有二。[67] 对于爱人民，我们可以具体说明如下：要为全国一切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有事做，有书读，有饭吃，都要各得其所。

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以专制之祸，涣人民之群，此固国民轻公德之第一原因也。

[53] 五、章太炎论革命的道德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刊于《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亦即他就任主编的次期)。史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乐。

故公私之界不可不明也。新五德以爱国守法当先，以敬业奉献殿后，公德意识还是强过了善人品德，可见徐特立以来此种影响的深远。

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6]2009年,第358-360页.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44页。……若伍子胥因报父仇，引吴灭楚。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属于公德，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属于私德。

按照他的举例，能立私德者，如束身自好、廉谨、良愿;私德败坏者，如卑污、虚伪、残忍。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国内关注公德问题讨论的时期。

他举出张载的《西铭》为证，又举出吴康斋亦曰：‘男儿须挺然生世间。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人格修养固须落实于个人身心，但其德行并非只对个人自己有意义，也同时适合于公私不同领域。这五项可谓新五德，但决议仍未能将之称为德，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写文件的人往往过于注重修辞的不重复，而没有把澄清概念放在第一位。